汤克勤： “红学”的清理、纠偏和导向
重读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的《红楼梦的现代误读》一书，愈益觉得，在琳琅满目、纷至沓来的“红学”著作中，这是一本十分优秀的学术著作，对“红学”的发展具有廓清、纠偏和正确引导的重要意义。
关于“红学”以及红学史，已经涌现出了许多专著。《红楼梦的现代误读》在这同类著作中的特殊之处在于：
它非常鲜明、透彻地廓清了“红学”迷雾。
《红楼梦》研究曾经占主流的是胡适先生开创的“新红学”，“新红学”因为只关心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，留下了轻视文学价值研究的弊病。周汝昌、俞平伯、刘心武等先生的“红学”著作以及他们对“红学”的认识，其渊源都可以归结到胡适先生那里。
受胡适先生“自传说”的影响和启发，“新红学”基本上蜕变为“曹学”，又延伸为对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探佚，并进一步衍化为对《红楼梦》“本事”的戏说，甚至将“红学”定位于“新国学”。
种种“揭秘”，种种“解梦”，造成了花样翻新、绵延不绝的喧闹和烦扰，诸如此类的作品，实际上是嫁接于“自传说”之上的极度庸俗的、新的索隐，这就是对《红楼梦》的误读。
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，陈文新先生从根源上清理了这些层出不穷的现代误读，“明其渊源，示其流弊”，廓清了弥漫在“红学”天地中的迷雾。
陈文新教授
同时，《红楼梦的现代误读》对“红学”起到了纠偏作用。
陈先生抱着一贯的“了解之同情”的学术原则，详细解析了胡适先生的“新红学”的功过得失。这是全书的重点内容之一。
“新红学”以其显著的考证特点清除了以索引、附会为主的“旧红学”，掀起了一场“红学”革命。但是，胡适先生依据“新文化”视野和“科学主义”旗帜，采用以判断代替理解的学术路数，运用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的“科学方法”，由其“自传”情结所推动，写出了《红楼梦考证》这一“新红学”的奠基之作，他为“红学”开辟了新的天地，同时也埋下了不少隐患。
胡适先生只关心作者问题和本子问题，忽视了《红楼梦》作为文学文本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，带给了“红学”许多负面的影响和结果。
就“新红学”衍化之一的“探佚学”，陈文新先生明确地指出：“探佚在本性上应归于创作的范畴而不是学术研究的范畴。”
他得出结论：“《红楼梦》研究，不能囿于‘新红学’的范式。”他还深入地探讨了以《红楼梦》的现代误读为代表的“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”，从文化和学术两个方面剖析其产生的原因，这种反思，意义深远。
在“红学”三派——索隐派、考证派和评论派中，陈先生注重的是评论派。
《红楼梦的现代误读》最后一章“我看《红楼梦》”即昭示了这一点。通过对“贾宝玉的谱系归属”、“《红楼梦》与宫体诗”、“扬黛抑钗倾向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”的研究，作者表明了他坚守的是余英时先生《红楼梦的两个世界》、《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》等论文所指示的方向。
《红楼梦的现代误读》在对“红学”进行廓清、纠偏之后，又昭示了其发展方向：《红楼梦》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，首先因为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文学经典；研究一切文学作品的方法，都可以用来研究《红楼梦》。
最后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红楼梦的现代误读》的语言生动活泼，切中肯綮，特别是“自序”，清新灵动，富于诗情画意，这也体现出了作者一贯所倡导的：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，理解比判断更有价值。
《红楼梦的现代误读》一书，有破有立，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在茫茫“红海”中航行的指南针，值得阅读，开卷有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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